其次，纯粹的法治会导致法官专断。

未得到政党提名的独立候选人得到3500个到4000个选民或竞选州长数5%的选民的签名请愿书后，也可以参与大选投票。其二，法官的政党意识形态。

霍姆斯是共和党人，由共和党总统罗斯福提名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通常，法学家们都否认大法官的政党背景，但是，大家都赞同大法官们的意识形态在法律判决中的作用。但是，他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异议书让罗斯福气急败坏，称我制造了一个傻瓜。在美国，法官与政党的关系是微妙的，一方面，为了保持公正，法官应该远离政治，司法活动应该非党派性，另一方面，法官不能够完全脱离社会，法官提名和任命都脱离不了政党的推力，法官还有自己的政党意识形态。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了公民的结社权，其中就包含了组织和参与政党的权利，各政党提名法官人选于是有了宪法的依据。

大多数政党选择了间接的选举方式，即政党协商制（party conventions），实际上由政党核心人物物色法官候选人。托利丝（Lopez Torres）于1992年入选纽约州国王县的民事法庭，当时她得到了民主党的提名。鲁迅当初也不隐瞒自己认为西方文化胜过中国文化的观点，主张不要读中国的古书，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

关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有研究者以1949年为界将其分为两个阶段，认为维新派对人权的继受和播扬还只是中国社会形成人权观念最基础的铺垫。具体参与组织了武昌起义的共进会早在其成立时就以平均人权取代了平均地权的纲领。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除了前面引述的揭露一切谋生利益尽被资本家吸收，贫民虽有力量却无权利，他还纵论古今中外，一再讲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

袁世凯身后的统治者也一再掀起尊孔复古的浪潮。这已经逼近了辩证唯物主义平等观、人权观的高度，即使拿到现实生活中的今天，用于捍卫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抵制权贵资本的特权，仍然不失其价值。

叶海波：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权理念，《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其他的一些著作对中国人权观念的早期形态也有不同程度的评价。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虽然有些滞后，但人权研究的兴起仍然应当被看做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文革肆意践踏人权的拨乱反正，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内在需要，也是新文化运动对人权问题探讨的继续，是对新文化的传承和开新。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四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思想界的人权讨论也逐渐沉寂。

被梁启超称为中国进化历史新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式拉开帷幕的。但是，如果说当年梁启超倡导兴绅权是要求渐进地走向兴民权（人权），辛亥革命前后绅权的扩张也限制直至破坏了皇权，对宪政、民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不无贡献，因而有历史进步意义，那么，百年以后的这类借鼓吹士大夫文化与政治反民主反平等的主张，则是不折不扣的倒退，其否定普遍人权的内涵是不言自明的。

论者呼吁回到孔子，因为孔子看重差等，主张贵贱亲疏有别，更有唯上智下愚不移之说，与此相对的兼爱（或博爱）无差等的价值观念，要求个人对家人与社会一般人均做同等对待，殊乖天伦。……务摧抑其可杀不可辱之气，束缚之，驰骤之，鞭笞之，执乾纲独断之说，俾一切士夫习为奴隶，而后心安其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

要她们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无异于缘木求鱼。在相当长时期里，人们对人权、自由乃至现代化等概念都讳莫如深，使之成为思想禁区，或者是碰不得的他人专利。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梁启超、严复的言论，开天赋人权说和自由主义在中国之先河。在王朝衰败、中央统治动摇时，地方士绅有可能站在民一边并趁机伸张自己的权利，挟制甚至破坏皇权，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乏前例。史载曾国藩选将必用士人。清朝末年，众多官僚士绅跻身各地咨议局，参与新政。

……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主要参考文献： 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

总之，贤智庸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这才是儒家差等法的要旨所在。但是，在被称为士绅社会 的中国，重视士绅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立宪派以及后来辛亥革命面对的现实看，都不能说没有道理。

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这种被近人称之为第二代人权的人权理念，注重为实现个人自由提供基本条件和保障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安全权、工作权、失业后受救济的权利等基本的生存权以及受教育权、劳动者的团结权和劳动团体的交涉权、对国家管理和文化生活的参与权、弱势群体的特殊权利等等。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新政时期苛捐杂税较此前增加几十倍，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这就是说，梁启超所反复倡言的民权（人权），可以跟君主立宪制下的君权并行不悖。（美）蒲乐安：《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即出。

种种倒行逆施，使李大钊为尊孔祭天和帝制复辟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惊骇，钱玄同以洪宪纪元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甚至任意局部，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孙中山有许多超出时人的人权观念。

徐显明：人权观念在中国的百年历程，《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 梁启超所谓 开官智、开绅智、兴绅权，旨在让有财产有知识的官僚士绅群体在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作用，如同郭嵩焘当初介绍的西洋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最后达到兴民权。

读书人的正途出路愈窄，跟专制皇权离心离德的倾向自然愈强。在上海外围地区，从事家庭纺织业的农村妇女进行了有组织的暴力抗捐反禁斗争，约有两千人参与焚毁了62处建筑物，以此抗议负责新政改革的地方士绅提出的加税名目和损害下层劳动者利益的禁令法规。在《新青年》二卷四号《袁世凯复活》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二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第四类用法表明，人人自主之权是否实然拥有，受到道德品格和经济地位、社会义务等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制约，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显示出人权与道德之间剪不断的关系，也暗示着必须铲除有碍人权实践的旧道德而树立与人权相适应的新道德。

个人的自主权从而扩大、演变为民族国家的自主权。天赋人权和竞争性权利都难以解决现实中的经济政治权利不平等，从而预示着新一代与经济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人权观念的产生，也预示着在人权问题上强调自由竞争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被革命和社会主义所取代。

至于陈独秀，早在写作《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时就已经看到西欧近代文明的诸多问题，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竞争人权之说和实际人权状况持明显的批评态度：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1931年2月，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共产党人龙大道被国民党政府杀害，同盟随之解散。

更没有触动维护专制特权的传统伦理道德。实则历史的连续性也深埋于这一段历史之中。